宋儒张载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也成为后儒习易的标竿：「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意思大概是说，《周易》是专为君子谋略而设，不是属于小人谋略之用。 但什么是君子谋？ 什么是小人谋？
这句话出自张载所著《正蒙》一书的《大易篇》，全文是这样的：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
翻译：《周易》是专为君子谋略，不是为小人谋略而用的，所以将「德」撰写于卦爻辞里面。 虽然爻有小大阴阳的分别，但是在为卦爻加入卦爻辞时，一定会以君子的义理来告诫问卦者。
所谓「爻有小大」，小者为阴，大者为阳。 小者似乎是为小人而设。 但卦爻辞必定会以君子之义来晓以大义，避免犯下小人之失。
王夫之《正蒙注》则进一步以《周易》和火珠林的差别做说明：
若火珠林之类，有吉凶，无善恶，小人资之谋利，君子取之，窃所未安。
（周易）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 干且曰利贞，况其余乎。 贞虽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贞者也。
有小人之爻而圣人必系之以君子之辞。 剥之六五，阴僭之极，而告之以贯鱼之义。 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惧，不徇其失，而以幸为吉。 若火珠林之类，谋利计功，盗贼可以问利害，乃小人徼幸之术，君子所深恶也。
现今坊间所谓的文王卦、金钱课，或六爻其实都是源自于《火珠林》。 火珠林大概在宋朝时开始流行开来，由于常和《周易》混淆，且在民间相当盛行，因此也受到儒者的排斥。 宋明之后的许多大儒也都曾经在著作中公开抨击这种算命法，极力要把他们读的《易经》与这种江湖数术画清界限。
王夫之则批评说，被用于算命的火珠林「有吉凶，无善恶，小人资之谋利」。 江湖术士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不辨善恶，只会操作吉凶来诈财。 相较之下儒者眼中的《易经》，有清楚的是非善恶，而且君子用之是为了抑恶扬善，不是要谋利。
再就所求问的问题来说，火珠林法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包括盗贼要去做坏事也可以求问，成为小人佼幸取巧的方法，这也是君子所深恶痛绝的。
参考阅读：易经占筮，你问对问题了吗？
春秋卦例
所以，这里的君子，强调的是有是非善恶，不谋私利的人。 但这已经不是《易经》最原始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有权位或者是身份尊贵的人。 而是指行为上符合伦理道德的人，具备一定品格的人才可称为君子。
张载说卦爻辞一定会「喻之以君子之义」这句话拿来检验《周易》经文不尽然正确，但在春秋时代的筮例里，的确就已有这种「喻之以君子之义」的解卦传统，这种传统甚至早于孔子之前。
从人品高下来定义君子与小人，并不是宋儒开始的。 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早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存在，而到了孔子将这些论述集大成，形成了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思维方式。
《周易》原本的功能主要在沟通鬼神，周王决策时要了解鬼神意志，虽然无法说这样的《周易》没有伦理道德的义涵，但是至少思维重点比较是在事情吉凶的因果预判，这种预判的逻辑是比较不具道德规范之意义的。 某个程度来说，其实有点像船山先生批评的火珠林法：有吉凶，无善恶。
但从春秋开始，可能因为礼坏乐崩的关系，人们开始把一些道德期待放到易经的解卦上，这种期待，在后来更把品德上的高贵内涵当做君子的条件，君子不再只是原本的社会身份地位高低，而是必需具备某种人品上的高贵特质才堪称为君子。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自解艮之随，此卦五个爻变要以之卦随卦来占解，他解释「随，元亨利贞，无咎」说，自己不符合元、亨、利、贞四德，所以无法得到「无咎」的结果，也就是无以免除其罪咎，安全脱困，将被囚死于东宫：「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我则取恶，能无咎乎。 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南蒯将叛变，筮得否之比，得「黄裳元吉」，原本就卦来说是大吉。 但子服惠伯将此卦限定在忠信之事才得为吉，并把黄、裳、元做为得到吉的条件，也就是说，除了问卦之人必需以忠信之事为基础之外，还必需符合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才能够得到吉。
穆姜的故事記載於魯襄公九年，孔子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早於孔子五十讀易六十幾年。而畢萬的例子記載於昭公十二年，當時孔子大約二十歲左右，因此早於孔子讀易三十年。甚至像魯宣公六年記載的，鄭國公子曼滿想要當卿相，伯廖評論說：「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早孔子習易一百年。
這些例子裡，雖然未清楚把人的品格拿來定義《周易》中的君子，但已可看出，早在孔子出生以前，貴族利用《周易》時，就已把人品列入吉凶的判斷之中。並且把《周易》當做人在品德修養的勵志之書，這種特色，在孔子之後也清楚地表現在《象傳》與《彖傳》等十翼的註解裡。
道德上的轉化
這也是孔子之後，易學還有經學上的重大轉變。但這種轉變並不是在孔子身上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時間的蘊釀積累，到孔子將這些思想往上提升與萃練，集前人之大成，「脩詩書禮樂」，並以此傳授弟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所以孟子如此評論孔子：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所謂「集大成」用音樂來比喻就是「金聲玉振」。金聲是音樂開始的脈絡條理，有始物之義。而玉振則是結束的脈絡條理，有終成之義。於人事，要能創始一件事，讓事情能夠開始很有條理而上軌道，這需要聰明智慧。但要讓創始之事能夠完成，並加以發揚光大，那麼單靠聰明智慧是不夠的，還需要聖人的人格影響力。集大成的孔子，既有創始的智慧，還有足以成事終事的影響力。
孔子講仁義，尚禮樂，認為君子當以仁義為涵養，行之於外則中於禮樂之節。孔子當然也將這樣的思想帶到了《周易》，也包括了對於《周易》中君子與小人的論述，《繫辭傳》中有幾段引述孔子對於《周易》經文的注解：
-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以上所說的「君子」、「小人」其實兼具二義。一是既指地位之尊貴與卑下，二是又兼及品德上的高下。
這種顏色最為鮮明的如《大象》傳，都用「君子以…」的語法來詮釋君子面對不同處境當有如何之作為，而這些作為都與修身治國有關。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十翼相传是孔子所作，不过这个说法大有问题，十翼比较像是孔门弟子整理孔子讲学的见解而成，部份则可能是孔门弟子的言论。 以《系辞传》来说，它的成书方式类于《论语》，比较可能是孔门弟子对于老师课堂言论的笔记。 因此里面混杂了孔子之前的古人论述，这部份可能是当时孔子的教材或孔子引述先贤言论。 也混杂了孔子之后的孔门论述，这部份可能是孔子弟子对于老师言论的发挥，然后被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记录下来。 但无论如何，可从十翼见到孔子对于《周易》诠释的这种重要转化。
评断
就如前一篇文章所说的，《周易》中的君子原本指的是有权位而尊贵的精英份子，小人则是指基层而地位低下的平民、小民。 但《易经》并不专属于精英。 事实上，由于《易经》的普及，绝大多数读易经、用易经的人，都属于平凡而没有官位的小人。 怎么可以说只有君子可用《周易》来问事呢？ 甚至从《周易》中有小人吉、小人凶等判断用语来看，在周朝时《周易》的使用应该也不是贵族精英、在上位者的专利。
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讲的君子和小人并不是这个原始的社会地位上的意思，而是一种道德上自我提升的期望。 精确来说，意指我们读易经，就要学习做个有德性的君子，让自己不断在品格上向上提升：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小人还是君子。
另外一种错误的解读是，有人会因此以为自己读了易经就变成君子了，就像社会普遍会把穷困、没读书等下层阶级的人认为比较没品德。 而富有、光鲜，饱读诗书有成就的人品德就比较高一样的心态。
宋明之后的一些读书人，的确常常可见这样的敝端。 往往以君子自居，以为自己读了些圣贤书，有了经世治国的理想，然后自己就是正义的一方，是君子。 而和他相对立的就是小人、奸人，形成了一种读书人的傲慢。 就好比有人去算命，常常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对自己不利的，全都视为小人一样的道理，这种思维，可说是把「易为君子谋」想歪、想错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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