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符号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篇-《易经543》

我们常听说「易以道阴阳」，意思是说，《易经》讲的就是阴阳。

但事实上《周易》中阴阳思想的发展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早。 阴阳是十翼形成过程当中慢慢外加进入《周易》的后出观念。 这也是为何在《左传》、《国语》的卦例中，未见任何以阴阳爻象解释卦象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周易》卦象最早用的是数字卦符号，直到汉代以后阴阳符才定型成现今以一为阳，两断为阴。 阴阳思想的发展虽然比符号的确立更早，但也只是大概在战国时代逐渐发展而成，最早也只能到春秋时代，不是自始就是具有阴阳思想。

延伸阅读：阴阳符号与思想的发展：符号篇

翻遍周易四百五十条繇辞（卦、爻辞再加上乾用九和坤用六），整本易经经文没有任何阴阳观念。 只有在中孚九二鸣鹤在阴提到阴字，没有阳字，更没有阴阳对举。 也没有近似于阴阳内含的用语，例如《彖传》中的刚柔，或者是《老子道德经》中常用的正反相对概念。

再到十翼。 《彖传》只有在乾坤两卦曾经阴阳对举，但阴阳指的是乾坤两个八卦，这和清华简《筮法》一致，《筮法》也曾经出现阴阳对举的文字，第二节有「作于阳，内于阴」的卦象，是以三画卦的坤为阴，乾为阳。 这或许可视为阴阳思想的雏形或「前阴阳」思想，但说是现代义的阴阳，就言过其实了。

彖传的刚柔，相当于我们现在谈的阴阳。 阳爻皆称刚，阴爻皆称柔。 《礼记》中也可见到刚柔对举的用语，意思亦可视为现今的阴阳。 因此已经可以说类似阴阳的观念的确已经被带进《周易》，只差还没有正式与阴阳两字对应起来，形成与后来一致的，固定的用语。 因此这可视为是阴阳思想发展的「前阴阳」期。

如果以帛书易传来看，阴阳思想进入《周易》可能更早，早在孔子时就已经有了。 除了《系辞传》，帛书易传中可见孔子论刚柔，甚至还经常讲阴阳。 《易之义》开头引子曰就有「曲句焉柔，正直焉刚」，说明了刚柔的由来。 一的符号是正直而刚硬的，所以称刚。 「曲句」讲的似乎不像八，比较像是〈六），意思是说，因为它的形状是弯曲柔软的样子，所以称柔。

到《系辞》、《说卦》，及《文言》则有清楚的现代意义下的阴阳用语了，特别是《系辞》。 但这并不意谓着这几本易传内容是较后出的。 因为基本上这三本易传应该都是编纂性质，所以其时代的跨度可能较大，而能够包含比较后出的阴阳观念。 就编纂、成书的时间来说可能是较晚的，但就其个别的片段内容来说，则不见得。

阴阳思想是在战国时代的邹衍之后才开始流行开来，而且当时的阴阳思想和「灾异」可以说是同义辞，讲的都是以一些天候、气象，天文… 的变化来预测或解释人事的吉凶祸福。 相较之下，十翼的阴阳思想更为抽象与纯化，较具辩证的哲学性质，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可能的源头有三：一是从灾异迷信脱离而出，那么其时代就晚于战国中期。 当然，也可能是从诸如老子的有无思想发展而来，但最可能的是，这纯粹是儒门对于刚柔的演绎。 这样的阴阳思想内涵，与讲灾异的阴阳是大异其趣的。

解读《庄子》「易以道阴阳」

再来检验「易以道阴阳」这句话，以及探索它的可能义涵。 这句话其实出自《庄子. 天下篇》，该篇旨在评论诸子思想：

古之人其备乎！ …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要知道，《庄子》一书并不是庄周所作，从全书行文就可清楚看出，这比较是杂掇编纂而成。 《庄子》是后人收录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一些论述辑纂而来，而收录文章的时代跨度也相当大，从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一直到西汉都有。 所以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说这是一本「道家丛书」，这是相当贴切的评断。 而各篇的著作年代从战国中期起到西汉末年止，约历经三百四十年的时间。

那么《天下篇》大致什么时候所写的？

个人推测应该是汉代儒生所写。 凭的并不是「易以道阴阳」这句话，而是就整篇的立论来看。

这段话句首赞叹说：「古之人其备乎！ …」然后开始论述六经的内涵，彰显儒家六经为百家根源的至尊地位。 所以谈完六经之后紧接着说诸子百家思想的分裂与偏见，而这些破坏古人之大体的分裂思想中还包括了老子与庄子：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里所指控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分裂」思想还包括了关尹老耼与庄周之徒。 作者持论看似客观，对各家思想还有老庄似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骂人不带脏话，明褒暗贬，实际上是在独尊儒术，站在以儒为宗的立场在写，完全是儒者为宣传儒术而有的论述。 此篇给予儒家六经的崇高地位，以及贬低老子与庄子的态度，更是与《庄子》思想格格不入。

阴阳的原始观念是从日照来定义的。 《说文》：「阴，闇也。 水之南，山之北也。」 「阳，高明也。」 段玉裁注：「《榖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 注云：日之所照曰阳。 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

地形上向阳的一面就是阳，背阳的一面则是阴。 向阳面可能较高也可能较明亮，所以向阳面为「高明」。 背阳面则是较为黑暗所以曰「黯」。 若就地理来说，山南水北为向阳面，所以是阳。 反之，山北水南则是背阳面，所以为阴。

从诸如《诗经》，《尚书》等经典来看，阴与阳多数是单字出现，而且显然不失本义，讲的是山或水的向阳面或阴暗面（背阳面），极少「阴阳」两字放一起的，如若放一起应该也是作本义解。

《左传》中单独出现的一次阴阳则相当值得注意，《春秋》僖公十六年记载，有六只鹚鸟倒退着飞过宋国国都，《左传》则提到，宋襄公问来聘的周内史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祥瑞或吉凶可以预测的吗？ 周内史回答说：「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 但显然周内史讲这话只是要应付宋襄公对于灾异预测的好奇，私下对别人说，宋襄公这么问实在有失身份：「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这里谈的阴阳可能是灾异的同义辞，而这也是后来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之后阴阳的意思，由此可见，阴阳灾异思想可能在春秋或战国初期就已有，只是等着像邹衍这样的人来集大成并发扬光大。 汉代则是阴阳五行思想盛行的一个时代，向汉武帝畅议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实本质上就是个阴阳家，看他的《春秋繁露》目录就可知。 关于独尊儒术一事，《汉书. 董仲舒传》：这么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里所说的六蓺’即六艺，是汉代对于儒家六经的称呼，这也是《天下篇》所谈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这个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 但董仲舒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确有儒生的一面：「董仲舒，广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但是他讲的春秋是这样的：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简言之，董仲舒的《春秋》就是一种由阴阳、五行、灾异所构成的天人感应学说。

《汉书》还记载董仲舒是这么治理政事的：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有一次辽东高庙以及长陵高园殿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为这些事件写了灾异书来推演火灾为何发生。 草稿才完成，没来得及上奏，结果被主父偃偷看到了。 主父偃对董仲舒原本就嫉妒在心，就偷走这本书，并拿去上奏给汉武帝。 汉武帝于是召请诸儒来看。 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老师的杰作，竟评断说「大愚」，这么一评，害董仲舒因此被判了死罪。 后来虽让汉武帝所赦免，但自此以后董仲舒再也不敢谈灾异。

从《汉书》记载来看，董仲舒虽身为儒生，但除了满脑子阴阳灾异及天人感应思想，骨子里也简直就是个道士或是巫师。 而这样的学术思想性格，也影响了汉代几百年，汉代谶纬灾异思想盛行，可说源自于此。

与董仲舒同一时代的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中引用父亲所著的《论六家要指》，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道家）等六家当时的显学。 从评论中可见阴阳家在当时的流行，另一方面也可见儒家思想与阴阳家区别甚明，基本上儒家还是以六经为法，序人伦之礼与君臣之纲常为主张。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由於〈天下篇〉對於「易以道陰陽」並沒有任何文字脈絡可以解讀，無法得知是純抽象的「陰陽」義還是戰國至漢代以「災異」為內容的陰陽，但可以從各方資料來推定，這很可能就是漢代之後的看法。若從它獨尊儒術，並且開始把陰陽和儒家「易經」牽扯在一起來看，最可能是董仲舒之後才出現的，而且講的「陰陽」，很可能就是陰陽災異的意思，不是先秦易學中那種纯粹的剛柔消息。

易經與陰陽思想的匯流也並非偶然。因為《周易》原本就是占筮之書，在「預知未來」的目的上與陰陽五行的災異推變目的相合，這樣的「易經」，也可以說是後世命理、算命，或者所謂「占驗」派易學的濫觴。再如司馬談所說的陰陽家「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這和孟喜易的卦氣理論也是異曲同工。事實上，當今命理、算命等行為經常與「易經」混雜不清的情況，多少是漢代易經與陰陽災異推變之術兩相結合的發展結果。

這當中最有名的如京房易。漢元帝永光、建昭年間（西元38-39年），西羌叛變，又有日蝕，同時太陽久久一直發出青色而暗昧無光，一直被霧氣所攏罩而不清明。京房好幾次向漢元帝上疏，而且預測出未來將發生什麼事，比較近的可能幾個月應驗，有些較遠的則是一年應驗。由於他的預測經常都相當準確，因此天子相當高興，數次召見問他相關事宜。

京房對說：「古代的帝王根據功業來推舉賢人，那麼就萬物化成，並出現瑞應。反之，一些末代王朝則是以毀譽來用人，所以功業就完全荒廢而導致災異。因此，最好是讓百官各別嘗試發展他們的功業，那麼災異就會消失。」天子於是詔京房來做這件事，京房則上奏「考功課吏法」。

京房易後來演變成為火珠林法，自古以來一直都是相當流行的一種占驗預測之術，甚至因為過於流行，現在民間經常將它誤會成「易經」。

京房易其实源自于焦赣（字延寿）。 焦赣专长在于阴阳灾异的占验推变，《汉书》这麽说：「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 今传《焦氏易林》的「值日卦」，以六十四卦来分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藉以做为占断。 但这其实都已经是跳脱正统易学之外的「易外别传」，更精确的来说，是利用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及相关原理自创一套占验的算命方法。

宋明可以说是《易经》阴阳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这时的易学受到道家很深的影响，特别是陈抟。 陈抟的学术在北宋时开出三个支脉，一是邵雍的「先天之学」，其次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及刘牧的图书学派。 这样的易学，可以说是儒道思想的结合体，也是老庄思想二度的改造易学。

老子《道德经》中阴阳两字只见于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但《道德经》全书以有无、正反对立之辩证来阐释天道人事的思想，已是抽象数理式阴阳思想的完整系统，无怪乎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易传中诸如道、器的思想，太极生两仪以至于万物的宇宙论，都受到老子的影响。 相较之下，阴阳家以天人感应及灾异所架构的阴阳五行思想，比较是宗教神秘学的阐述。 道家的无为、柔用更重有无的二元抽象辨证内含，它的义理及哲理较为纯粹。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十翼受到老子的影响，但这样的见解毕竟有争议。 当中主要原因在于，总体来说，十翼比较像是汉儒编纂而成的，因此内容极为驳杂而难以简单而一言以蔽之地说是受谁影响，特别是《系辞传》又是当中最为驳杂的一传。 但是大抵而言，多数还是从孔子刚柔思想演绎而成者居多。 当然了，若要紧咬说孔子曾问道于老子，然后说这是道家对周易的第一次改造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很微弱的道理。 只不过，如果你只因为很谦虚地曾经去请益过某人一些问题，外面就传说你是他的弟子，你的学术思想全都来自于他，你的成就都是因为他的贡献，这样合理吗？

所以，道家思想第一次对易经的改造理当在三国时。 王弼以老子思想诠释易经，扫除象数而全以《彖》、《象》方法学阐述经文义理。 这是道家思想第一次对易学的大改造，让易学从汉代的象数易演变为以阐述经文文字义理为主流的义理易，从某种角度来看，当中的方法学较汉易更接近孔子对《周易》的阐述方式：以古人为师，重德而轻占筮，讲经文义理而不谈八卦卦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