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经》的卦爻辞作者问题，传统上一般通论认为是周文王所作。
另有一说：卦辞是文王所作，而爻辞是周公。
《周易正义》八论的第四论就是讨论这议题。
基本上孔颖达所持的是第二个看法，认为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 但他也认同第一说，因为他认为「父统子业」，周公只是子承父业，帮文王把还没做完的事做完而已。 因此说卦爻辞都是文王作的亦无不可。
以下就《正义》论证分段讨论。
第一说：《周易》作者是文王，卦爻辞都是文王写的
关于第一说，也就是以卦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孔颖达引述了以下几个资料：
《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干凿度》：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
《通卦验》：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
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 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
以上证据中，一般易学家常用的就属《系辞传》的那两段记载，以及《史记》的《周本纪》。 《史记》原文是这样的：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严格来说，司马迁只说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没说文王写周易。 而且还用了「盖」字，表示不确定。 事实上，数字卦的研究可发现，六画卦的出现在文王之前，因此也没文王重卦这事。 相关议题可再参考：第二论重卦之人。
所以可以这么说，司马迁这段文王演易的说法，早就彻底被当代数字卦研究的考古资料给推翻了。 至于要以此证明文王写了周易，当然是太遥远了。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就其家学来看，说法理当是有其根据的。 个人窃疑，是否文王时代创新占筮法，开始把六画卦拆为重卦来看？ 可能先有六画卦，再有用八卦来看六十四卦的方法学，而这个方法兴起于文王？ 然后这故事流传时代久了，讲得越来越不精确，就变成文王把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了？
再观《系辞》的证据，《系辞》句末用「邪」字，而且说的是「易之兴」。 更精确的来说，《系辞》比较像是用拟测的语气说：易道的兴起，是否就在文王和商纣的那个时候？
这里说的「易」并不见得就是一本书，也就是《周易》，而很可能指的是那个方法。 类似于《周礼》说「大卜掌三易之法」的易，并非专指三本书，而是包含了三种占筮方法。 「易」狭义的说，是专指《周易》或《周易》的占筮法，广义的说，则是指占筮法及其相关的书，就包含了连山与归藏。 《系辞》的「易」字应该是狭义的，但指的比较是《周易》所用的占筮法。 这种方法，兴起于文王时。 那么对应的书，也就是《周易》可以从文王时开始修编，经历代周王而成，可能在成王时周公完成，也可能在更晚。
《系辞》这段话讲得虽然有点模糊，不是很明确，但是就目前我们能够掌握的资料来说，这却是对于《周易》发展讲的最为贴切与接近研究现况的一段话。 但若像孔颖达或传统儒生一样，一厢情愿把这段话讲死，并解读为文王写了周易的卦爻辞，那么反而就过度读解而不准确了。
《系辞》这段在帛书《要》里也有类似的文字。 子贡问孔子为何习易，孔子回答的话里有这么一段：
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忘，惭人为而去诈。 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 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
依这段话，倒是比较能够用来支持文王写《周易》的证据。 因为孔子讨论的易，比较是指《周易》这本书，而不是它的占筮法。
第二说：爻辞是周公写的
接着来看孔颖达如何论证爻辞为周公所作。
验证爻辞，孔颖达发现有很多是文王以后的事，所以由此可见爻辞应当是周公所作：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 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 文王之时，纣尙南面，岂容自言已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
《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 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
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 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
孔颖达所举理由当中，「王用亨于岐山」这段争议很大。
究竟文王生前有没有称王？ 自古以来就争议不断，但从各方证据来看，比较像是文王的确有称王。 如果文王在世时就已称王，那么孔颖达所举这条证据就无效了。
古籍之中，文王称王的证据其实颇多，最有名的例证如《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 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虽然太史公用一「盖」字，表示文王之「称王」也不是很确定，但既然这么写了，就表示司马迁也是偏向认为是有的。
清华简《保训》是一篇与《尚书》文体相似的文献，内容为文王病死之前对武王交待的遗言，开头就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多鬲」。 李学勤据以论断，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并以此为定论。
总体来说，先儒因为伦理观点而否认文王在世时称王。 因为在他们的观点里，在武王克商之前，纣是君，周是臣。 文王乃有德之圣王，理应不会违反此君臣之大义，行此僭越之事。 孔颖达后面「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的论证，也是依此理由，认为这是文王之后的事。
事实上，别说僭不僭越的，文王在世时甚至就一直有伐商的野心，也因如此才会被帝辛（商纣）囚于羑里。
根据《竹书纪年》（含古本和今本），在帝乙二年时（帝乙为商纣父亲，在位九年）「周人伐商」（古本），当时周王是谁？ 就是西伯，也就是周文王。 文王父亲季历在文丁十一年被商王所杀（文丁为帝乙父亲，在位十三年） ，隔年岐山有凤凰翔集的瑞兆，天命降周。 在帝辛六年说「西伯初禴于毕」，这事说的应该就是既济卦说的「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 二十一年「诸侯朝周」，二十三年殷受囚西伯（周文王）于羑里。
关于世儒的这看法，王国维《观堂别集·古诸侯称王说》所论甚精：
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 观古彝器铭识，则诸侯称王者颇不止一二覯… 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 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
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分别不是那么严谨而二分，诸侯国在自己的国境里自称王并不少见，而这无关乎僭越。 因此孔颖达引「王用亨于岐山」及「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的论证，都是后世俗儒自己的脑补，不但不能证明什么，更无法证明爻辞是周公所作。 但若就这两个典故来说，其实更像是文王时候的事，拿来证明爻辞也是文王所作还更有道理。
「箕子之明夷」倒是一个较为可靠的证据，因为这故事是在武王观兵之后，文王已经不在世，所以较有可能为周公时所作。
所引韩宣子事迹在《左传》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受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为何这可以证明周公是爻辞作者，实在相当奇怪。 若依此逻辑，那么春秋是否也是周公写的？
至于「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这种理由就更瞎了。 意思是说，周公也是受过流言之苦的，所以符合「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条件，写易经周公一定也有一份。
不过这边讲的「易象」倒是相当值得玩味。 这究竟是只有卦爻辞的周易经文，还是类似大、小象的易传？ 有些学者据以认为《象传》是周公所写，这和孔颖达由此认为周公作爻辞一样，又是过度解读了。
首先「易象」是什么，没有任何的佐证。 其次，就算这是后来的象传或爻辞的，也是孤证。 最后，韩宣子只是透过易象和春秋看到了鲁国传承于周文化的深厚，由此而赞叹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这两样都是鲁国太史藏书中最为可观者。 太史藏书原本就不必然是周公著作。 这道理极其简单，一国图书馆里的书，一定都是该国开国君主的著作吗？
重看周易作者与成书时间问题
孔颖达的论述代表的是传统世儒的通论见解，但这当中充满了上古圣王信仰造成的偏见，因此与史实格格不入。
周易作者是谁，这是一个相当艰深难解的议题，这方面学述著作可说汗牛充栋。
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个人的看法。
古代对于作者的概念是相当含糊的。 说是文王所作，或是周公所作，并不尽然要解读为是文王或周公亲自动手去撰写，如果只是把它当作是个「时代」而不是个人，基本上不中亦不远矣。 至于真正动手去写这本书的人是谁？ 实际上可能是他们的官僚所作，只是以文王周公为代表。 而这些官僚之中，最可能是筮史、太卜，或者是占人。
当中，筮史和太卜是专门占解的人，也就是《周易》的用户。 占人则是占筮卦例的档案管理员。
依《左传》和《国语》中的占筮故事可知，筮史和太卜是真正的占筮专家。 占卦时，他们一方面会引用周易经文，另一方面更会运用卦象的变化来解释吉凶。 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如何自由运用八卦来占解的那一部份，那些随兴的创作很可能就是周易成书之前就已有的占解方法。 周易的成书，可能就是收录筮史与太卜的实际占筮记录再整理而成，最后成为固定的占例而成书。 而占人就是那整理古代占筮资料的人。
将这些占解实录整理成周易一书的时代，大概落于周初，可能是文王开始，然后完成于周公或成王之时，甚至更晚。
周易有些确定的典故的确在周文王之后，例如晋卦康侯赐马蕃庶的典故，这也是文王死后之事了。 因此传统认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也不是很正确。 卦辞不尽然都是文王时代以前的事，写作年代可能已到周成王的时候。
再从左传与国语来比对，这些东周占例中引用的卦爻辞，有许多和今本易经不一样的。 为何会这样？
一般学者都很轻易就把这些占解解读为是用归藏易，而不是周易。 基本上这类看法都像是鬼画符，反正鬼没人看过，不知道、无解的东西都说是鬼就对了。 归藏易内容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确定的文献可得而知，占筮问题解不开就说那是归藏就对了。
这类与今本《周易》内容不一样的繇辞，去分析其方法，都还是不离周易。 繇辞的不一样，除了很可能因为周易有不同的传抄本所致之外，也可能是因为周易这本书会修订。 既然周易这本书与太卜、筮史的专业有关，而且很可能就是太卜这个官僚部门在使用的工具书，那么因为实用的理由而偶有增删修改应当是很合理的。
以上是就经文内容来看，《周易》大概是形成于周初，但内容会因为实用的理由而修订。 至于精确来说，究竟是那一个周王完成了《周易》，就不好断定了。
再就《周易》的形式来说，《周易》的完成，或者说《周易》演变成今本的样子，这个时间大概会在春秋末至战国中期之间。
怎么说？
今本《周易》是有「爻题」的，但《左传》、《国语》（以下简称左国）中的卦例来看，当时显然没有爻题。
所谓爻题，就是每段爻辞之前都会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或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爻题可以很精简地指称某卦的某爻。 例如，得到乾卦的六个数字中（即六爻），第一个数字为九，其余为七，九数落在初爻，就说干初九。
左国卦例多数都是以遇某卦之某卦来表达有变爻的卦，有时候则会用遇某卦之八。
《国语》三个卦例都是多变爻，不用爻题来表达卦象是理所当然。 但是《左传》一个变爻的卦例相当多，共有十个，显然都是以本卦变爻来占解，引用爻辞时却不用爻题，而用「某卦之某卦」，如屯卦初九爻变说「遇屯之比」，坤卦六五爻变说是「遇坤之比」，观六四爻变说是「遇观之否」。
若说这些都是实际占筮，所以用本卦和之卦来表达卦象，不特别引述爻题，这还有些道理。 但蔡墨谈龙故事中，他逐一引用乾卦各爻爻辞的方式可证明，当时的周易一定是没有爻题的：
《周易》有之，在干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可见在《左传》的时代里《周易》还没有像今本一样有爻题。
目前为止，最早的《周易》为上海博物馆藏的战国楚竹简，可惜该简残缺不全。 但可确认已有爻题，其年代约略在公元前三百年的战国中期，因此《周易》何时定型为今本具有爻题的样子，最晚为战国中期，最早为春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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