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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张载解释说：“形而上者是指无形体者，形而下者是指有形体者”。可见，这是古人对物质世界二种存在形式的划分，是个伟大的科学概念。所谓道，实际上是指人们无法感知的自然场，它从根本上形成并控制“形而下者”（即“器”）的物质。所以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正是由于“道”、“器”的主从关系和辩证统一经典理论的确立，才形成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我们熟知的西方文化（即现代科学）是一种实体论的认识方法，即注重从外部深入研究事物的空间位置、形态结构以及质量、能量、性质、内在规律等关系。而中国古代先哲向来对这些“细微末节”的深入钻研漠然视之，而是强调通过无限的
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来探讨事物的动态功能结构。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状态，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其特点是局部的、静态的，因此对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考虑较少。而东方思维方式则注重事物相互关系及其相对稳定性的发展过程，其特点是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西方科学，注重科别分工的精细，而缺乏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阿尔温・托夫勒在《科学和变化》中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局部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然忘记把这一些细部重新组装到一起。”当然，“这种解剖、分析的方法已使西方科学取得了许许多多令人赞叹的成就，例如物理学的基本粒子学科和西医学。……但什么是基本粒子，至今仍未找到。有兴趣的是，基本粒子皆有正反粒子，皆有运动能和结合能。也就是说，又回到中华传统文化所说的阴阳结构”（赵定理《东方时空与未来科学》）。
尽管西医医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只从受精后的形而下开始研究，而对于生命奥秘、本原乃至形而上的本体却从未涉足。而中医学认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以上是说，生命来源最为重要。也就是说，研究人体，理应从形而上入手，才能真正把握医学之真谛。有趣的是，现代科学成果六十四个遗传密码与古老的六十四卦全部物象对应，不谋而合。不仅如此，我国西藏密宗身心修炼的“三脉七轮”之说中，心轮有八脉，喉轮十六脉，顶轮三十二脉，脐轮六十四脉。笔者以为，天人之间密吻合拍的韵律关系将是二十一世纪重大科研课题！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一旦东西方文化相互发明，则不旦对于人体生命神秘的研究，有更为深入的新发现，同时对于人类医学也必有更为重要的贡献”（引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综上所述，形上、形下的主从关系和辨证统一经典理论即为大易之旨，故《周易》上经为气化之始，首于乾坤；下经为形化之初，端于咸恒。
关于“形而上”“气”的层次，不仅是《周易》的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国外科学家称赞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就是“气”的文化，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马氏文通》说：“《易经・系辞》其神化；《礼记・檀弓》其神疏；《左传》其神隽；《论语》其神淡；《庄周》其神逸”。又说：“《国语》其气朴；《国策》其气浩；《史记》其气郁；《汉书》其气凝”。以上对秦汉前后一些经典著作，就是从“形而上”的层次，即从气韵、神韵的角度进行评价。对每部书虽然仅用了一个字，却已画龙点睛地再现出该书的特点。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
西方绘画注重反映再现，讲究比例、焦点、透视等。而中国画则强调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手法，要求“意存笔尖，画尽意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从而在世界美术领域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
中国书法讲究错综变化、疏密有致，一气呵成，气韵毕现。上乘书法，给人以“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感觉。
中国围棋仅仅黑白子，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变化莫测。唐朝据说有下“盲棋”（即不用棋盘与棋子，凭借口述来下棋）的人。唐玄宗时，“棋待诏”（陪皇帝下围棋的官职名）王积薪是无敌于天下的“国手”。天宝十五年秋，安禄山叛军逼京，王积薪随玄宗匆匆向蜀地逃奔。一日，王积薪夜宿于山村一位孤寡老婆婆家，该户仅婆媳两人。当时“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听黑屋内婆对媳说：“夜长睡不着，咱下盘围棋吧！”媳妇欣然从命。屋中即无灯光，也不用棋盘和棋子，怎么下法呢？王积薪附耳门扉偷听婆媳对弈。原来婆媳只用口弈，而且每下一子，都经周密计算，直至四更时分，共走了三十六着。婆婆说：“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子）耳！”王积薪对婆媳下的每一步棋，熟记在心，觉得棋势海阔天空，深不可测。经他定名，将这局棋称“邓艾开局势”。
围棋棋盘共三百六十一路，除去中间一点，恰合三百六十周天之数。棋盘一分为四，代表四象（即春夏秋冬）。每象限九十路为一季之天数。周路七十二，对应一年七十二候。黑白两色，表示阴阳观念。其四角各一，四边正中各一，中央为一，恰合洛书九宫图。古人云：“能数尽天星，才遍知棋势”。可见围棋如同八卦一样，变化无穷。
《易》与音律吻合，六十甲子纳音说出于大衍之数。明代大儒朱载�衷凇堵陕谰�义》中说到河洛数理与音律之关系：“洛书之数九，故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之长相合。河图之数十，故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之广相合。盖河图之偶，洛书之奇，参伍错综，而律变二数方备。
此乃天地自然之妙，非由人力安配者也。”
关于音乐，古人认为与方位、气候有密切关系，音乐从天而降，从地而生。《乐记・乐礼》：“乐者，天地之和也”。传说黄帝时代，其乐师伶伦以昆仑解谷所产之十二竹管并排一起，将这些竹管依次埋入空虚中之地下，在竹内放入葭灰（即以芦苇烧成的灰）。竹管一端整齐，一端依次长短不齐；齐的一端在地面，不齐的一端在地下。当冬至一阳生时分，第一根竹管有气冲出灰飞，吹起了黄钟的宫音。黄钟音响表明天地一阳来复之初态。同样，人体之气脉，也像大地之气机一样，随着气象变化而律动（引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据史书记载，孔子鼓琴于室，颜回自外入，琴音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孔子说，我鼓琴，见猫捕鼠，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显示丝桐。可见乐理奇妙精微若此。春秋时还有“高山流水”，知音难遇的故事。说的是，俞伯牙抚琴沉思，其意在高山；旁边听琴的钟子期说：“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又弹之，其意在流水；钟子期听了说：“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点出伯牙心事，使伯牙大惊，从此二人遂成莫逆之交。古人认为，心和则形和，形和则气和，气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
古人认为音律与天文历数相合，如用十二律对应十二月，同时也同十二星次，十二地支发生关系。《左传》曰：“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所谓五声，即宫、商、角、羽、徵五音。五音上应五星，下应五行。五音再加变宫、变徵，共为七音。依据“三分损益法”产生五音、七音，继续作下去则得六律，七律至十二律。“一律所生，各有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曰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引自张介宾《类经图翼・律原》）律吕可表示宇宙气机变化，音律与历数密不可分。
中国的十二平均律传入西方，曾经震撼欧洲乐坛。总之，古代“乐礼之论”与易理处处吻合，其中奥意，值得今人大力开掘！《庄子》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由此可见，音乐之理与易卦可等量齐观。
欧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津高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李约瑟博士认为，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入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列举了二十六种中国古代重大发明传入欧洲，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世界公认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李约瑟语），而更认识到《周易》是“万有概念宝库”，“万有无双的原理”。从十七世纪开始，特别是本世纪近几十年来，西方通过研究《周易》，已经启迪出许多新的学科、理论与科学技术。无怪乎有人说：“《周易》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未来性，有其世界意义。”“从莱布尼茨、牛顿、爱因斯坦等现代科学奠基人，与我国古代思潮中‘活’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只有八卦才是唯一的桥梁”。
(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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