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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与周易的关系 （3）
本于人化或生命化的立场，钱钟书试图对《周易》进行一种文学性的解读，并集中表现在他对《易》象取象规律的深入思考上。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他集中阐发了中国人“近取诸身”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认为：“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作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他还根据《革》卦和《噬嗑》卦的卦象，对“近取诸身”的命题加以印证，认为：“盖谓分而合，合而通：上齿之动也就下，下齿之动也向上，分出而反者也，齿决则合归而通矣。比拟亲切，所谓‘近取诸身’也。”就拟人化的取譬方式，他揭示出《周易》的取象规律所反映的我国文艺批评乃至民族思维方式的文化独特性。
不过，《周易》虽然反映出一些文学观念，部分爻辞也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毕竟还是一部以义理为主的经学著作。在比较《周易》与《焦氏易林》之后，钱先生也不得不感叹《周易》取象譬喻的相形见绌。所以他对《周易正义》的管窥，更多的倾向于综合文字训诂和义理解读的阐释之循环，这是一种以还原和比较为主的文化阐释。
钱钟书对《周易》进行文化阐释的第一步，是以一种新的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周易》的字义加以考释还原。如在释《蛊》卦时，他区分“干蛊”之二义，古训为“继父之志事”，“宋以后始有训‘干蛊’为盖父之愆”，朱熹时代古训亦常见，故陈澧称朱文《张敬父画像赞》中“汲汲乎其干父之劳”为“直笔”，“非是”。对此，他不禁慨叹说：“朱《赞》虽本‘古训’乎，正亦随循时俗用字耳；本‘古训’易知，亦正从时用则不易知而考论修词者却不可不知也。”考论修词的人必须对古人驱字遣词的训诂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再如《周易・震》：“六三，震苏苏”，“上六，震索索”。《正义》认为“苏苏”、“索索”是“畏惧不安之貌”；虞翻根据卦象和爻位，认为“死而复生日苏”。钱钟书先生引《水浒》、《封神演义》“身体把不住簌簌地抖”，《杀狗劝夫》“则被这吸里忽剌的朔风儿，那里好笃簌簌避”，乃至援用吴语。
方言材料，说明《正义》之解为是。与虞翻所代表的汉易象数派在文本自身的文字材料之外苦意经营、曲意弥缝相比，钱先生更欣赏《正义》这种平实而又实事求是的阐释方法。
这种立场也表现在他对《诗经》的解读中。《狡童・序》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钱先生批评说：“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而词意相宣，庶几斐然成章；苟参之作者自陈，考之他人载笔，尚确有本事而寓微旨，则匹似名锦添花，宝器盛食，弥增佳致而滋美味；芜词庸响，语意不贯，而借口寄托遥深、关系重大，名之诗史，尊以诗教，毋乃类国家不克自立而依借外力以存济者乎?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相反，他说：“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骛，谨严似胜汉人旧解。”固正是由于汉儒往往漠视文本原貌，而执着于端之偏见，苦涩凝碍，导致汉学逐渐丧失生命力和活力。这虽然是说《诗》，实可与其解《易》之法参照互证，相互发明。
另一方面，钱钟书对于重视理解的义理阐释也不排斥。在他看来，“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他主张把文字训诂当作研究的工具，并不缁铢必较，而要能到岸舍筏。如《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引《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钱先生说：“一字多意，粗别为二。一日并行分训…・・・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训。变易与不易，背出分训也；不易与简易，并行分训也”；“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又说：“此特言其体。若用时而只取一义，则亦无所谓虚涵数意。”从表面上看，他完全是在讲“易”这个字，但实际上却已经道出了“易”理的体用之别，于《正义》分门别类的解释之外，进一步强调了易之三位一体，三义一名的“合”的一面，这已属于义理阐释了。
不论是“通训解诂”之学还是“义理思辨”之学，钱钟书对于这两种传统研究方法的优势和弊病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清代以来，治子部者，优于通训解诂，顾以为义理思辨之学得用文字之学尽了之，又视玄言无异乎直说，蔽于所见，往往而有”；“盖学究执分寸而忽亿度，处把握而却寥廓，恢张怀抱，亦仅足以容学究。”他主张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把文字训诂之“分寸”与义理思辨之“寥廓”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不仅要吸收乾嘉朴学“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的方法，而且“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即“阐释之循环”。钱先生虽然在求得文理之通达方面于义理派多有所取，但研究的目的与义理派实已大乖，成功实现了研究重点由“义理”向文化阐释的过渡。
《易・系辞上》有云：“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王引之谓“洗”与“先”通。钱钟书批评他说：“王盖不究义理，并弗顾文理，而只知字之通假耳。‘以此先心’既甚不词，训‘先心’为‘知来’又文义牵强。”在这里，钱先生虽然将“义理”与“文理”并举，但所谓“不词”、“文义牵强”则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文理”为主，即重视文本自身意义阐发，而不是哲学思想的建构和剖析。在这种文本还原的基础之上，他征引古今中外大量的典故、习俗，在比较参证中，将隐藏在易象背后的一系列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展现出来。如《观》卦《彖》辞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先生旁征博引，指出古今中外的宗教实际上都包含着“治民”和“愚民”的双重功效，“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而“抉剔治于人者之衷心，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
再如《大过》卦云：“九二：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日：“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钱先生比较二爻指出：“于老夫则奖之，于老妇则责之”，“皆乖平等之道，假典常以逞男子之私便”，对这种“双重两性道德”之说所反映出的带有歧视色彩的社会性别文化作了深度阐释和文化批评。
从《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无不渗透着《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滋养。同时，他也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文艺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进一步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卓越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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