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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哲学易经的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源头：《易经》；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主轴，也是《易经》。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三千年时间是在《易经》思想的主导下展开的。《易经》的类比思维方法规范了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势，《易经》的义理精华造就了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易经》的道德诉求化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易经》至今仍是华夏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瑰宝。
但在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易经》这部流传了三千年之久而能完整地保留至今的古书，一直被现代学者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它被认为是封建时期的官学典籍，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占筮书而意存轻视甚至不屑一顾。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一、从“占筮之书”到“五经之首”
孔子注重《易经》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易经》视为占筮书。
易经与易经、易传三者混称，在学术界屡见不鲜。
其实，易经有三种：连山、归藏、易经，史称“上古三易”。《连山》是夏代的《易经》，以象征“山”的《艮》为首卦；《归藏》是商代的《易经》，以象征“地”的《坤》为首卦；《易经》是周代的《易经》，以象征“天”的《乾》为首卦。
因此，《易经》只是《易经》的一种，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应混称。《易传》则是在《易经》诞生几百年之后的人阐解《易经》的十篇文章，其中的一些阐解文字还未必符合《易经》原意，所以不能归入《易经》，更不能称为《易经》。
前年央视青歌赛上有一道问答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哪一部古代经典？答案：《易经》。其实，这一“标准答案”是不标准的。因为这句话出自《易传》。《易传》体现了《易经》对后世的影响。而《易经》在诞生之前，已经有《连山》、《归藏》的存在。在《连山》之前，则是“数字卦”的时代，那是一个直接将占筮所得到的六个数字依次从下往上排列的“数字组”。后来，先人按奇、偶原则用阴、阳两爻替代数字，占筮的结果便成了由阴、阳爻画构成的“卦”，也便相继诞生了连山、归藏、易经这三部易经。这三部易经，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同时也是上古三代先人决疑解难、预测未来的工具书。说连山、归藏是占筮之书，符合历史。说易经是占筮之书，则未必尽然。因为易经这部古经经历了一个由具有占筮功能之书到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功能而居于儒家“五经之首”位置的历史过程。
《易经》是周文王被囚于�h里时，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精心编撰的又一部易经，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拟定六十四卦卦名，重新选编六十四卦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并根据各卦内容重新排列六十四卦次序。周王朝建立之后，《易经》便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书；凡遇重大事情，都要由专职筮（史）官运筹占卦，然后根据筮规选择相应的卦象及卦爻辞类推事情的吉凶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易经》的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不通过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与卦爻辞作为类比依据，进行决疑解难。
《左传》、《国语》中保存下来的22个筮例，向我们展示了《易经》由占筮书向思维工具书转变的趋势。22个筮例中，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672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486年。其间，公元前600年之前的筮例有10次，其中占筮9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爻辞1次；公元前600年之后的筮例有12次，其中占筮7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或爻辞5次。不举行筮仪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进行推理论证、决疑解难，说明《易经》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性逐渐淡化，《易经》智慧及其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晚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萌生对《易经》的阅读兴趣，以致“韦编三绝”。反复研读《易经》之后，孔子感叹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孔子曾自称“五十知天命”，但是五十岁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还是难免有“大过”，这才有后悔《易经》学晚之叹。孔子读《易经》，不是占筮，而是参悟卦象及卦爻辞蕴含的“义理”；《易传》大致表达了孔子学易之后的体悟。
孔子注重《易经》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易经》视为占筮书。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易经》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成为玄学核心文本。玄学领军人物王弼认为，《易经》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他将解读《易经》的方法概括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易经》中的卦爻辞是对卦象爻象的解说，一旦了解了卦象爻象，就应将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中蕴含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意义，一旦领悟了卦象爻象所蕴之意，就应将卦象爻象忘掉。学习《易经》的最终目的，是“得意”而非“得卦”。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礼，《易经》的文化价值已超越儒、道诸经。
到了唐代，太宗皇帝钦命孔子后人、著名经学家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用来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易经正义》，赫然位列五经之首。孔颖达认为，古往今来《易经》的注释本虽然不少，“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子后裔“专崇王注”的根本原因，是王弼把《易经》作为哲学书来读，把《易经》作为能帮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来解读的缘故。
《易经》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成为万千学子谋取功名利禄的“统编教材”，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首席代表，它难道还是一本占筮书吗？
二、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
《易经》符号系统里的初始符号，不同于西方符号系统里的那些没有属性内容、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具有演绎性质；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只能具有类比性质。
无论是占筮书，还是居于五经之首的官学经典，《易经》作为规范、影响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帮助华夏子孙决疑解难的工具书，其逻辑属性自应居于首位。
西方符号逻辑的体系结构，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象语言，即某种特定的符号语言；二是语法语言，是在讨论对象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又称元语言；三是元元语言，是讨论元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
《易经》推理系统也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
1、对象语言：卦象爻象。《易经》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符号推理系统，它的核心部分是64个六爻重卦。不仅这64个重卦都是需要讨论的对象，64卦中的每一个爻画也是需要讨论的对象。
2、语法语言：例如，六、九、初、上、阳爻、阴爻、内卦、外卦、经卦、重卦、本卦、之卦、位、中、应、乘、承、据、比，等等。这些都是解读《易经》卦象爻象时必不可少的元语言。
3、自然语言：卦名、卦辞、爻辞。卦辞爻辞是《易经》的经文。魏晋玄学的旗手王弼说：“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易经略例》）言，指卦名、卦辞、爻辞。这些自然语言根据卦象爻象而写，通过这些自然语言去解读卦象爻象所蕴含的意义。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些怀着“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心态的学者，对《易经》中的这些经文来历及其作用产生怀疑。以研究《易经》著名的李镜池先生认为：“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又经过30多年的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李镜池先生终于认识到卦、爻辞是出于编者的匠心编著，既反映了周人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又发挥了编著者相当进步的哲学思想，认识到“卦名和卦辞全有关系。其中多数，每卦有一个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标题”。（《易经卦名考释》）
西方的符号推理系统都是演绎性质的，中国的《易经》符号推理系统则属于类比性质。这是因为：
1、初始符号的形成及其属性规定，决定了《易经》符号推理系统的性质必然是类比。
构成《易经》符号系统的初始符号是阳爻-、阴爻–。由这两个初始符号构建的《易经》卦象，源自于由一至九的自然数构成的“数字卦”。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张政�R研究员考证，那些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被刻写在动物骨片上的“数字卦”，因为一、二、三、四（古字为四横划）这四个数字，在自下而上的刻写之后很难将相邻数字加以区分，所以出现了将三归入一，将二、四归入六；以后，又按奇、偶标准，将五、七、九归入一，将八归入六。这样，本来由九个自然数不同搭配构成的“数字卦”，变成了只用一和六两个数字构成的卦，而这两种分别作为奇、偶数代表的符号，虽然仍是一与六这两个字形，实已不再是自然数而是爻画，已是阳与阴的代表、刚与柔的代表。由属性明确的这两个初始符号构造而成的卦体，也就有了确定的含义。
显而易见，《易经》符号系统里的初始符号，不同于西方符号系统里的那些没有属性内容、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由绝对抽象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具有演绎性质；由属性明确的初始符号构建而成的推理系统，只能具有类比性质。
不仅初始符号如此，由初始符号构成的三爻一组的八个经卦，也分别具有阴、阳属性。八卦的阴、阳属性分类，又延伸出自然万物包括社会世事的分殊。不同的语境中，八卦象征着不同属性的物类。在《易传・说卦》一文中，每一经卦都有二三十个象征物。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所代表的阴阳、刚柔等属性并不杂乱，是先人长期生活实践中的经验与认识的积累。六爻重卦由两个经卦构成，其象征意义便蕴藏于八卦间的关系之中。
2、卦名：上、下经卦关系的揭示。
如同两个象形文字组合成一个象意文字一样，每一重卦的卦名，是对该卦所包含的上、下两经卦关系或六爻卦象整体结构的象征意义的概括。《咸》卦的下卦为艮、上卦为兑，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象征少男以谦卑的姿态追求少女。这样的感情培养合乎自然，所以卦名为“咸”即“感”。《蛊》卦的下卦为巽、上卦为艮，长女追求少男，为“女惑男”之象，故卦名为“蛊”。有一部电影名为《落山风》，巽为风、艮为山，剧情讲的是长女追恋少男之事，盖取诸《蛊》卦之象。
3、卦辞、爻辞：类比性的例说。
与卦名一样，卦辞爻辞根据卦象爻象而撰，以例说的方法揭示卦象爻象的意义。卦辞爻辞的例说功能与西方演绎逻辑中的自然语言的例说功能有本质上的区别。以直言推理为例，“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故张三有死”，是要说明这种逻辑推理的形式结构。例说所要表达的是形式结构之“理”。卦辞爻辞所“明”的是卦爻之象，是要通过具体的例说揭示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物情况的普遍性意义和道理。因此，读者须由卦爻辞的例说进入举一反三的推演，再由个别升至一般，获得蕴藏在卦象爻象后面的意义。
这种举一反三的推演，不是演绎推理而是触类旁通的类比推理。卦辞爻辞虽然只是一种例说，但是在类比推理中，它是一座通向认知彼岸的桥。虽然过了河可以拆掉这座桥，但是登上彼岸之前离不开这座桥。这就是卦辞爻辞在《易经》符号推理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3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完备的类比推理系统，作为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无出其右。
三、“自强不息”是《易经》的真精神
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易经》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易经》，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易经》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
《易传》第一次对《易经》作了系统的义理阐释。因为《易传・易辞》中的一句疑问之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后人遂将《易经》定性为“忧患之作”。
忧患之思，理应发乎得意之际而非困顿之际；周文王囚禁之中“演《易经》”，更多的是发愤之心，所以，他将《乾》卦列为《易经》首卦。《易传・象》概括《乾》卦卦义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天道为法自强不息。这句话，才算体悟到了周文王的本意；自强不息，是《易经》的真精神。
《乾》卦的六个爻辞向我们透露：“自强不息”不仅包含有“君子终日乾乾”、“飞龙在天”的奋发进取之义，还包含有忍耐、忧患、自悔三义。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是自强不息的起点。潜而勿用，原因有两：
一是自觉的积聚力量。一颗种子，在地下伸展根系，吸收水分养料，最后破土而出，往往漫长而又艰难。然而，越是漫长越是艰难的初始积聚，对于以后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往往越是有利。孟子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讲的也是有为之人在其有为之前必要的力量积聚。忍，是力量积聚时期的核心精神。
二是与敌对垒时的量力而行。力量的强与弱，是比较的结果；选择进取还是隐忍，须因时度势。敌强我弱，就须忍；此时的忍，是明智而非怯弱，是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壮大自己。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h里，是文王因时度势不得不前往殷都接受囚困，为自己部族争取时间壮大实力。如果没有周文王的�h里之忍，也就没有后来的武王克商和周王朝的一统天下。
华夏民族经风沥雨一路走来，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权宜。没有前者，后者便是没有脊梁的苟且者；没有后者，前者往往成为半途而废的失败者。《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五次出兵攻魏，皆无功而返；第六次出兵攻魏，命丧五丈原。正是一次又一次不自量力的出师，耗尽了蜀国的元气，成为三足鼎立中的第一个出局者。
忍，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一种智慧的展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旦缺失忍，自强之路就随时可能中止。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主动性意识，存在于事业顺利、生活安逸的状态下，对可能发生忧患状况的思虑。《乾》卦的第三、四两爻，象征有较高和很高地位的人。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白天精神抖擞地做事，晚间怵惕思省。今人常说的“朝乾夕惕”，即由此而来。九四爻象征人的地位已靠近“九五”之尊，所以，爻辞的忧患意识更浓重：“或跃在渊，无咎。”这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高位，却又是一个“伴君如伴虎”的高危之地，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自在情理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处身高位者、事业即将成功者必须具有的谨慎戒惧之心。
人类常常要面临两类患难，一类是自然降临的患难，另一类是人为造成的患难。前一类患难不可避免，后一类患难则往往由于处理得当而可以避免。忧患意识的一个作用，就是由于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有了预期的考虑，从而为人们应对可能来临的灾害提供精神和物质准备。自然灾害的来临，先期都有征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这个道理。头脑中有了忧患意识，就会洞察一切，见微知著，将旋踵即至的灾难损害降至最低程度。头脑中缺少忧患意识，面对天灾征兆也会视若无睹，以致灾难降临时惊惶失措。忧患意识一旦缺失，自强不息往往难以保证。
忧患意识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对人为患难的可能性的预先考虑，提示人们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范或消解。《易经・乾》中的“夕惕若厉”和“或跃在渊”，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形象表达。
自悔意识，是自强不息的第三个支撑点。《乾》卦的第五、六两爻为天爻，其中第五爻名称“九五”，象征君王之位，古时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即由此而来。第六爻名称“上九”，位居“九五”之上，实属至尊。该爻的爻辞是：“亢龙有悔。”亢含有高、极两义；“有悔”是“夕惕若厉”、“或跃在渊”的延续，是随着人的自强不息的进程，在到达最高位置时，如何保持自强不息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反思，而不是面临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生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亢龙”，即居于最高位的领导者，要有自悔意识，要经常性地自觉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是“持盈保泰”、自强不息的不二法门。
“亢龙有悔”给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长期居于高位的人，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迷信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更不可相信“一句顶一万句”的奉承。发觉错误，及时纠正，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也是自强不息的体现。我们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执政党整体自悔为前提的自强之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性质不在学术观点的争鸣而在自悔意识的确立，矛头指向“句句是真理”的“亢龙”迷信如何回归到“亢龙有悔”。正是这种自悔意识的回归，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纠正，确立了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新国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其二，“亢龙有悔”中的“有悔”，是自悔而非替他人“有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古鉴今。于是，替古人“有悔”便成为一些人的专业。这一专业的形成，可能为了避免直面自悔的尴尬，于是借古喻今，说古人如何地好，是在暗示今人行为不当；讲古人如何地不好，也是在提示今人不可重蹈旧辙。绕了一大圈，旨在劝人“有悔”。
自悔直面现实，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能否自悔，也是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素质优劣的一把尺子、一块试石。自悔意识不是身居高位者的专利，任何一个有自强心有事业心的人，都应该具有。古人说 “吾日三省吾身”，反省吾身，就包含着自悔的内容；自悔意识不仅存在于重大事情发生之后，存在于位极之际，也同样存在于平民百姓之身，存在于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总之，时时处处都能保持自悔意识，个人自强不息的愿景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民族的自强不息，也就有了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保证。
自强不息的丰富内涵，深深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的心田里，形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易经》滋润于华夏文化、福佑于华夏子孙，又岂仅于此。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易经》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易经》，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易经》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也便在这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易经》研究、陶冶中绵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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