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谓：河图之数九，洛书之数十。 李觔、张行成、朱震皆因之，而朱子以为反。 置一证之。 邵子曰：圆者星也。 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 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 益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 然鹤山辨之，曰：邵子但言方圆之象，不指九十之数。 若以象观之，则九又圆于十矣。 且星少阳，土少柔，偶者为方为阴，奇者为圆为阳，十偶而九奇。 邵子之言反若，有助于牧也。
再证之关子明。 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 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 然关子明伪书也，不可为证。 刘因为之解曰：伪关氏之书者，非伪后人之托。 夫关氏也，益伪其自作者托之于圣人也，则又不然。 关氏书亡，阮逸伪作，安见非后人之托夫关氏乎。
三证之《大戴礼·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郑氏注云：法龟文也。 然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在《艺文志》可考，今之所传，亦后人假托为之也。 其疏略不出于郑氏明矣。 况郑氏明言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岂又以九宫为洛书，自背其说哉。
凡此数证，皆不足以绌牧。 在宋以前，二数未尝有图书之名，安得谓此九彼十。 至于刘邵，则同出希夷，授受甚明，若彼此异同，所传者亦复，何事故以十为图九为书者。 特始于朱子后之诸儒，相率而不敢违耳。 就二数通之于易，则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系，可据九者并无明文。 此朱子争十为河图之意，长于长民也。 虽然，自一至十之数，易也所有也。 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无也。 一三五七九之合于天，二四六八十之合于地，易之所有也。 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无也。 天地之数，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无也。 试尽去后人之添入，依经为说，则此数仍于易无与，而况名之为河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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