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易林释文

山阳丁俭卿先生箸《易林释文》二卷，自序云：「绐绎旧文，疏其隐滞，实事求是，择善而从。」 统观全书，无不与序言符合。 而其精心卓识，尤在于谓：「《易林》学出西京，非东汉诸儒所能依托。 」毓崧承命，校字爰据先生所言者，从而引申推广，以就正焉。

按后汉明帝永平五年，以《易林》占雨，（《东观汉纪》云：永平五年秋，京师少雨，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户穴，大雨将集。 」今《易林》震之蹇有此二语。 ）明帝讳庄而《易林》不避庄字，（坤之观、泰之豫、否之既济并云「庄公筑馆」，豫之家人云「庄姜无子」。 ）则非作于明帝时可知。

崔篆之《易林》作于光武帝建武初年（《后汉书. 崔骄传》序其祖篆云：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 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荣阳，闭门潜思，箸《周易林》六十四篇），光 武帝讳秀，而《易林》不避秀字（需之艮、晋之比并云垂秀方造，夬之晋云「麦秀伤心」），断不出自篆手，则非作于光武时可知。

更始讳元，而《易林》不避元字（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锡我元珪’），则非作于更始时可知。 王莽自言出自田齐，实为陈恒之后裔（《汉书. 王莽传》云：田和有齐国，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 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今按：田和乃陈桓之曾孙），当是时，孰敢指斥恒之罪恶，而《易林》则言其弑君，（观之遯云「雍门内崩，贼贤伤仁，暴乱狂悖，简公失位」。 今按：此即斥言恒之弑简公也。 ）夫篆之屈节莽朝，实以惮其威虐，岂肯触犯猜忌，自蹈诛夷，（《后汉书. 崔骄传》云：篆兄发以巧佞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赐号义成夫人，后以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 乃遂单车到官。 ）况莽未篡立之时，已改禁中为省中，以避其祖讳，（独断云：禁中者，门户有禁。 孝元皇后父大司马阳平侯名禁，当时避之，故曰「省中」。 今按：以《汉书. 元后传》及《王莽传》考之，莽父名曼，禁之次子也。 ）而《易林》不避禁字（坤之否云「谨慎管钥，结禁毋出」），则非作于莽时可知。

孺子讳婴，而《易林》不避婴字（屯之未济云「爱我婴女」，小畜之升云「名曰婴鬼」），且以子婴二字连言（谦之蒙云「子婴两头」，中孚之姤云「子婴失国」），则非作于孺子时可知。

平帝旧讳箕子（《汉书. 平帝纪》云：元始二年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 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 箕，用器也，故云通于器物。』 」），而《易林》不避箕字（大畜繇词云「箕伯所保」），且以箕子二字连言（秦之剥云「箕子为奴」，大壮之小过云「箕子佯狂」），则非作于平帝时可知。

顾亭林谓《易林》用《汉书. 李寻传》语，（《日知录》云：《易林》曰「火入井口、杨芒生角。 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寻传》语。 今按：此鼎之临繇词）然考《李寻传》，其在成帝时，系言月太白入井而不言火入井口，与《易林》所言固异，其在哀帝时但言「月入太微，荧惑入天门，而不言火入井口，登上 玉牀，与《易林》所言亦殊，况哀帝讳欣，而《易林》不避欣字（屯之蹇云「不见欣欢」，否之履、复之损并云「欣然嘉喜」），则非作于哀帝时可知。 亭林又谓：《易林》用成帝起昌陵事，（《日知录》云：《易林》曰新作初陵，踰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 今按：此明夷之咸繇词）然考《成帝纪》云：昌陵客土疏恶，终不可成。 《刘向传》云：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是昌陵曾陷，而初陵未尝陷，《易林》所言「初陵」必非成帝之初陵，更非成帝之昌陵，况成帝讳骜，其嫌名为獒，（《汉书. 艺文志》云：孙卿子三十三篇。 颜师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固曰孙。 今按：宣帝讳询，既兼避荀字，成帝讳骜，亦当兼避獒字，此汉人兼避嫌名之例也）而《易林》不避獒字（鼎之震云「困于噬獒」），则非作于成帝时可知。

亭林又谓：《易林》有元帝昭君事，（曰《日知录》云：「长城既立，四夷宾服。 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 今按：此萃之益繇词。 ）先生辨之曰：昭君或取昭明之义，如《毛诗》平王之类，不必定指汉宫人也。 萃之临曰「昭君守国，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 鼎之噬嗑云「干侯野井，昭君丧居」，此昭君谓鲁昭公又是一义，其剖析最为明显。 毓崧窃谓，《易林》履言昭君，亦履言文君，所谓文君者，或专言周之文王（谦之困云「文君降陟」，蛊之益云「文君出猎，姜氏受福」，复之个「命绝衰周，文君乏祀」），或泛言文德之君（咸之既济云「文君德义，仁圣致福」，归妹之咸云「文君之德，养仁致福」），说《易林》者未闻以文君为卓女， 何独以昭君为明妃乎？ 况元帝讳奭字，而《易林》不避奭字（大畜之小畜，益之谦并云「欣喜奭怿」，颐之渐云「姬奭姜望」，艮之咸云「旦奭辅王」），则非作于元帝时可知。

宣帝讳询，其嫌名为荀，而《易林》不避询字（大畜之家人云「更相咨询」，明夷之临云「更相谈询」，归妹之泰云「咨询厥事」），亦不避荀字（蛊之归妹云「荀伯遇时，忧念周京」），则非作于宣帝时可知。

昌邑王讳贺，而《易林》不避贺字（小畜繇词云「元贺举手」，大有之解云「贺喜从福」），则非作于昌邑王时可知。

今反复研究，知其作于昭帝之时，其证有四。

昭帝名弗，荀悦云：“讳弗之字曰不”（《汉书. 武帝纪》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 张晏曰：昭帝也。 后但名弗，以二字难讳故），《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变，其中用不字者层见叠出，奚啻千几而无一弗字，则作于昭帝即位以后无疑，其证一也。 （高祖讳邦，惠帝讳盈，文帝讳恒，景帝讳启，武帝讳彻，《易林》乾之坤云「害我邦国」，蒙之坤云「常盈不亡」，比之坎云「恒山浦寿」，需之兑云「牡飞门启」，大壮之临云「禄位彻 天」，不避诸帝之讳者，西汉时法制尚为疏阙，惟时主之名避讳甚严，若先代之名，有因己祧不讳，有因临文不讳，可以随时变通，故或讳，或不讳，非若后世，拘于一定之例。 此《易林》所以止避昭帝之名而不避先代之讳也。 ）

太史公卒于昭帝初年，（王氏鸣盛《十七史商榷》云：迁实卒于昭帝初，观《景帝本纪》云：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 《卫将军骠骑传》末亦履称武帝。 按：其文义皆非后人附益，间有称武帝为今上者，《史记》作非一时，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惟《贾生传》末述贾生之孙嘉，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倾，此孝昭二字，则是后人追改，其元本当为今上耳。 ）而《易林》言「子长忠直，李氏为贼，祸及无嗣，司马失福」（渐之遯），寻绎其词，必系身后表章，断非生前标榜，则作于太史公既卒以后无疑，其证二也。

焦延寿之学易，梁敬王助其资用，敬王嗣位在昭帝始元二年，（《汉书. 京房传》云：治易事梁人。 焦延寿，字赣，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 《日知录》云：按此梁敬王定国也。 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当元帝之初元三年。 ）《易林》言「从我雎阳，可避刀兵」（坎繇词），又言「彭离济东，迁之上庸」（升之夬。 《日知录》云：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雎阳者梁之国都，当吴楚相攻，得免残破（《汉书. 梁孝王传》云：梁王城守雎阳，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 今按：以世系考之，敬王乃孝王之元孙。 ）彭离者，梁之支属，为有司所奏，自取迁流，（《梁孝王传》云：子彭离为济东王，杀人取财物，有司请诛，武帝弗忍，废为庶人，徙上庸。 ）焦氏以梁人事梁王，故述梁事，以劝戒。 则作于敬王嗣位以后无疑。 其证三也。

《汉书. 地理志》云：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昭帝纪云：始元六年七月，置金城郡。 《易林》云「金城朔方」（睽之无妄），则作于是年七月以后无疑，其证四也。

延壽之弟子京房以元帝建昭二年為石顯誣害，年四十一（據《漢書．元帝紀》及《京房傳》），上溯其初生之歲，當昭帝元鳳四年，其受業延壽至早亦需五、六歲，當宣帝本始元年、二年之間，爾時《易林》已成，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諒早以是書相授矣。房不幸早亡，而延壽無恙，自昭帝始元六年至成帝建始元年，首尾僅五十載。唐王俞序謂「延壽當元成之間」諒非無據。《日知錄》謂延壽在昭宣之世，更屬有徵，蓋昭帝時《易林》已行，成帝時焦氏猶在，顧氏原其始，王氏要其終耳。

昭帝時《左傳》未立學官，亭林因《易林》引左氏語甚多，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先生辨之曰：「《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為訓故，河間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林》何疑焉？」其援證最為確鑿。毓崧竊謂：賈太傅官梁甚久，（汪氏中《賈誼年表》云：孝文六年徵拜梁懷王太傅，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梁人必有從受《左傳》之學者，故焦氏得以私淑諸人，祇可據此定焦氏為《左傳》先師，不可反謂《易林》非焦氏所作也。

若夫高祖字季，而《易林》言劉季發怒，命滅子嬰者（蠱之賁），古人未嘗諱字。《史記》、《漢書》《高祖紀》中言劉季者不一而足，其言劉季猶周人之言王季，其言劉季發怒，猶《大雅》之言王赫斯怒，不得謂非漢人所宜言也。（《日知錄》論子孫稱祖父字云：字為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是亭林之意，固不以稱君父之字為非也。何獨至於《易林》而疑之。）《易林》又言「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屯之井、損之比），何本季作我，作我者固統論常人，與高祖無涉，即作季者，亦偶舉行輩與高祖無關（《易林》泛言伯仲叔季者甚多無所專指）。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膚。賴其天幸，歸於室廬」，（損之比作室，是也。屯之井作主，非也。）以觀高祖之拔劍斬蛇情境迥別，倘因此附會，遂謂《易林》為王莽時人所作，則莽之曾祖名賀字曰翁孺，而《易林》有「東家翁孺」之語（豫之震），又豈莽之臣所宜言乎？

翟氏云，升牟氏庭並謂《易林》為王莽時催篆所作，又以繇詞所言「皇母」為定陶傅太后，（節之解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為君。」牟云：鄭曉謂此言定陶傅太后也。翟云：事見《漢書．外戚傳》。）不知《易林》言皇母亦言元后，皆係泛詞而無專屬夫。元后既非王太后，（艮之訟云「元后貪欲，窮極民力」，旅之姤云「為國妖祥，元后以薨」，所謂元后乃君上之稱，與孝元皇后無涉。）則皇母亦非傅太后矣。且傅太后與王太后有隙，莽嫉之如寇仇，既奏奪其尊號之稱，且發掘其墳冢，（《漢書．外戚傳》云：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崩，合葬渭陵，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既開傅太后棺，掘平故冢。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易林》果作於莽世崔篆，安敢加傅太后以皇母之名耶。

翟氏又引同人之豫，鼎之节云安民呼池，谓安民县始于王莽时，在焦氏后，皆是崔非焦之证。 先生辨之云：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黄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臆改迁就，不可从也。 其骎正详审，洵足以释翟氏之疑矣。 毓崧窃谓：《易林》所述汉代地名如六安（屯之蛊云「南巴六安」），苍梧郁林（比之噬嗑云「苍梧郁林，道易利通」），高奴（小畜之剥云「北至高奴」），合浦（随之节云「交川合浦」），金城朔方（睽之无妄云「金城朔方，外国多羊」），河间（巽之益云「封君河间」），莽时皆有改易，（据《汉书. 地理志》：莽改六安为安风，苍梧为新广，郁林为郁平，高奴为利平，合浦为桓合，金城为西海，朔方为沟搜，河间为朔定。 ）使谓安民为莽时地名，则六安等处何以仍用汉时旧名而不用莽时所改，亦足见《易林》之作，必不在伪新之朝矣。

至于费直序谓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所撰，郑瑞简谓延寿与孟喜高相同时，非王莽时人，费直亦非莽时人，其说是也。 牟氏明知费序之伪而犹据此以为莽时，且谓新信声同，大尹误为天水，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 先生辨之云：西汉诸儒未有代人作序者，此费直之序，必依托也。 徧检书传，篆为延寿之字，《东观汉记》《古周易卦林》诏问沛献王辅，王厚斋《汉志考》亦引《东观记》此文，薛季宣序引同并称以京氏《易林》占之，后汉沛献王辅传善说京氏易，京为延寿弟子，是为焦氏之学确有明征，其考订缜密，洵足以正牟氏之失矣。 毓崧窃谓：崔篆自有《易林》，其孙骄曾用之以筮，（《后汉书. 儒林传》云：孔僖拜临晋令，崔骄以家《林》筮之。 注云：崔篆所撰《易林》也。 ）唐时崔群亦尝用之以占，（赵璘《因话录》卷六云：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干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 」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今按《焦氏易林》渎作溃，此四句系坤之大畜繇词意者。 《崔氏易林》即就焦氏之本而稍加移改欤。 ）是唐代中业其书尚存，然新旧《唐志》著录以《崔氏易林》与《焦氏易林》并列，判然为二，焉得以崔氏之书既失，遂移焦氏之书补之，试思，崔篆客居荣阳而《易林 》言「阄死荣阳」（师之否）又言「败于荣阳」（噬嗑之旅），篆何必特为此语，且崔杼棠姜之乱乃崔姓所当深讳，而《易林》再四言之（乾之夬云「东郭棠姜，武氏以亡」，需之剥云「东郭棠姜，武氏破亡」，睽之损云「东郭棠姜，武子以亡」，坎之升云「入宫无妻，武子哀悲」，升之剥云「入室无妻，武子悲哀」）篆又何必举此事以为美谈，况篆既濡迹伪朝，内怀惭德，较诸延寿以经师而兼循吏者，（《汉书. 京房传》云：赣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 爱养吏民，化行县中。 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 ）高下悬殊，若必改焦为崔，诚恐以人废言者，将有覆瓿之诮也，

后此读《易林》者，折衷于先生之说，知其真出西汉名贤之手，庶几因其人以重其书，而益加笃信也夫。

咸丰乙卯二月初六日仪征刘毓崧谨载